高等教育的肮脏秘密

马克-C-泰勒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

底特律。美国大部分的大学研究生项目产出的产品没有市场（准备做教师的候选人却没有相应的教师岗位），市场对大学所培养的技能的需求也在逐渐缩小（只有分支学科领域内的再分支研究，以及除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之外再没有其他人阅读的出版物才有那么点需求而已）。但是所有的成本都在快速上升（有时在学生贷款方面甚至就远远超过10万美元）。

大范围的招聘冻结和裁员让这些问题现在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但我们的研究生制度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危机之中，这场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现代大学的形成。

^Immanuel Kant^

康德，在他1798年的作品《论学科之冲突》一书中写道，大学应该"以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去处理学习的全部内容。可以这么说，通过劳动力分工，每一个科学的分支学科都有一个公共的老师或教授被任命为其受托人。"

不幸的是，这种大规模生产的大学模式导致了本应进行合作的地方却出现了分离，并导致了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例如，在我自己的宗教系，我们有10名大学教职人员，在8个子领域工作，几乎没有重叠。随着我们的系再往下分支，研究和出版物数量越来越丰硕，但是研究的范围却越来越窄（深度和广度都在缩小）。

每一位学者都变得不再是某一分支学科的受托人，而是有限知识的受托人，而这些知识却往往与真正重要的问题无关。

最近，一位同事向我夸耀，他最好的学生正在写一篇关于"中世纪神学家邓斯.斯科图斯如何引用文献"的论文（意思是该论文的研究主题极为狭窄）。

对狭窄学术的强调也鼓励了一种已经成为

克隆过程（复制过程）的教育制度。教师们培养这样的学生，他们预想着这些学生的未来会与自己的过去一样（意思是这些学术也将成为专攻某一狭窄领域的学者型教师），即使他们的终身教职任期将阻碍这些学生未来成为全职教授。高等教育的肮脏秘密在于，如果没有报酬过低的研究生在实验室和教学方面的帮助，大学就无法开展研究，甚至无法指导不断增长的本科生数量。这也是我们仍然鼓励人们攻读博士学位的主要原因之一。与聘请全职教授相比，向代课的研究生提供每门课程仅5000美元的微薄津贴–且没有任何福利–明显要便宜得多。

换句话说，年轻人参加研究生项目，为了维持生计而努力工作，并肩负巨大的债务负担，这一切都是因为关于

教师任命的虚无缥缈的承诺。

但他们经济上的窘困，再加上终身教职制的不调和（或者说僵化），导致了候选人太多而空缺职位总是太少的现状（犹如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大学变革的另一个障碍是，学院和大学都是自我管理的，或者用学术术语来说，是由"同行相互审查"来进行管理的。虽然受托人与行政机关在理论上都有一定的监督责任，但在实践中，各院系都是独立运作的。更复杂的是，一旦一名教员获得终身教职，他在职能上就拥有了自主权。所以，许多呼吁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的专业学者，却都在自己的院系里面强烈反对这种监管（

意思是他们只想着继续享受终身教职制带给他们的职能自主权，而选择忽略他们在专业上所认同的监管的作用）。

如果美国的高等教育要在21世纪蓬勃发展，就必须像华尔街和底特律一样，学院和大学都必须接受严格监管，以及进行全面重组。让高等教育变得更加灵活、更具适应性和更有创造力的漫长过程，可以从以下六个主要步骤开始着手变革:

调整课程结构，先从研究生课程开始，并尽可能快地推进到本科课程。不同院系孤军奋战的劳动力分工模式已经过时了，必须用这样的课程结构来取代–就像一个网络结构或复杂的自适应网络结构一样。真正负责任的教学和学术必须变成跨学科的和跨文化的。

就在几周前，我参加了一个政治学家的会议，他们聚集在一起讨论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从未考虑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鉴于当今世界的现状，这是一个重大疏忽。当学科彼此隔绝并只在自己的分支领域之内运作时，我们便无法充分理解我们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如果我们把研究宗教、政治、历史、经济、人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宗教与哲学等问题的人聚集在一起，对共性问题进行比较分析，那么这样的研究肯定会有效得多。随着课程的重组，其研究领域和调查方法也将会有所改变。

废除常设院系，即使是本科教育亦应如此，创设以问题为中心的项目。这些不断发展的项目都要有"日落条款"，每七年对每一个项目进行评估，要么取消，要么继续，要么进行重大变革。可以想象，围绕着范围广泛的主题，可以组织以下的探究领域：思想、身体、法律、信息、网络、语言、空间、时间、媒体、金钱、生命和水。

例如，探究一个水项目。今后几十年，水问题将比石油问题更加突出，水的数量、质量和分布将构成重大的科学、技术和生态困难，并面临严峻的政治和经济挑战。如果不考虑重要的哲学、宗教和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这些令人烦恼的实际问题就不能得到充分解决。毕竟，信念塑造实践，就像实践塑造信念一样。

水项目会把人文、艺术、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人士与医学、法律、商业、工程、社会工作、神学和建筑学等专业学校的代表们聚集在一起。通过多种视角和多种方法的交叉，将产生新的理论见解，并产生意想不到的实际解决方案。

加强院校间的合作。并非所有的院校都需要做完所有的事情，技术使学校有可能形成伙伴关系来共享学生和教师。机构将能够在收缩的同时扩张。

例如，让一所大学有一个强大的法语系，另一所大学有一个强大的德语系；通过电话会议和互联网，这两门课程都可以在这两个大学同时被教，且只用一半的教员。利用这些工具，我已经在赫尔辛基大学（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和墨尔本大学（在澳洲墨尔本）进行了一个学期的实时小组授课。

改变传统的学术论文模式。在艺术和人文领域，步步逼近的经费削减将是最具破坏性的，仿照中世纪论文模式的书籍将不再有市场，因为它们的脚注比正文还要多。随着大学出版社的财务压力不断加大，论文的出版和学术认证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学出版社将一篇论文转化成一本书的平均印数不到500篇，而且销量通常还要低得多。)

多年来，在我所教的本科课程中，我的学生们不写传统的论文，而是以超文本、网站、电影和视频游戏等形式去培养分析能力。同样的，研究生也应当被鼓励以其他的替代形式去做"论文"。

扩大研究生的专业选择范围。大多数研究生将永远不会从事他们正在接受训练的那种工作。因此，有必要帮助他们为从事高等教育以外的工作做好准备。接触到新的方法和不同的文化，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将为学生在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工作做好准备。此外，在新的大学里会给他们培养的知识和技能，将会使他们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

实行强制退休和废除终身教职制度。终身教职制度最初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但它导致了院校人才流动率极低，教授们对变化无动于衷。

毕竟，一旦获得终身教职，就再也没有办法去激励教授继续专业发展，也再没有办法去要求他或她承担管理和学生咨询等职责。终身教职制应该被7年的合同制所取代，像教师授课的项目一样，这些合同可以被终止或续签。这项政策将使学院和大学能够奖励研究人员、学者和教师，使得他们继续发展并保持生产力，同时也为具有新思想和新技能的年轻人腾出发挥的空间。

多年来，我一直告诉学生，

"不要去重复做我所做过的事；而是，接受我所能教的一切，去做我从未想过要做的事情，然后回来告诉我。"我所希望的是，学院和大学都将能够摆脱自满情绪，为我们无法想象的未来打开真正的学术之门。

翻译：黄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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